参见：596工程 § 外界反应和东方红一号 § 外界反应
1963年8月，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246]。但次年10月，中国大陆即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均对此作出了回应和报道[40][41]。在美苏英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背景下[41]，英国政府表示对共产中国无视世界舆论而进行核爆的行为深感失望和遗憾[40][46]；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也发表声明，称“中共核武器计划对于在中共政权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本可以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福祉的稀缺经济资源，却被用来生产简陋的核装置，只能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 我们与全人类一起对中共试验造成的大气污染表示遗憾。我们将持续尽我们所能保持大气层的洁净。我们将全心全意地采取具体和实际的措辞，远离核军备和战争，走向一个合作、发展与和平的世界。”[42][45] 苏联方面，由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下台，苏联中央报纸对中国这次核试验的报道异常低调和简短[40]，而苏联人对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反应不一[41]。法国方面也出现了多样反应[41]，日本官房长官则发表声明称：“共产党中国径行爆炸它的第一个核装置，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它完全忽视了全人类的真诚祈祷。”[41] 此外，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致电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有助于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鼓舞，为加强社会主义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41]。朝鲜首相金日成致电周恩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核武器，是针对美国核威胁和核讹诈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41]。
1970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事件，证实了中国不断增长的技术能力[44]。此外，1970年4月28日的《参考消息》也报道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卫星上天的反应和评论，在中苏交恶和边界冲突的背景下，其中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报道提到“苏联的受政府控制的新闻机构对共产党中国发射第一颗地球卫星的事几乎是不理不睬，但是俄国的人们对此事表现出非常感兴趣和惊讶。”[43]
1988年10月24日，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发表讲话《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54][55] “两弹一星”一词也被认为是从邓小平此次讲话中延伸出来[2]。
1999年9月19日，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在“两弹一星”元勋表彰大会的次日发表社论，认为“‘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51]
2007年，“两弹一星”元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从而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中国政府也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16]。周光召认为[16]：
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 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 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
2011年，前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在其所著的《原子弹日记》一书中认为，“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鲜；二曰“两弹一星”；三曰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并荫泽万世。而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皆与这三个历史性事件息息相关。”[247][248]
2016年，前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分会的会长张翔认为，“说起‘两弹一星’对新中国的贡献，首先，‘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的基石，给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其次，‘两弹一星’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塑造了中国崭新的大国形象；此外，‘两弹一星’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
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文章认为，当初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力主发展核武器的考虑是他眼中的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或核讹诈，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美国搞“缓和”，搞核禁试，阻止中国拥核，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要出卖中国利益[56][249]。BBC引述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曾经对他说同美国打核大战不可怕，“他说如果核战让世界人口损失一半，但还会剩下一半，那样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而社会主义还会存在”，对此BBC引述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观点称，“虽然金正恩的核武野心令各国提心吊胆，但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观点比金正恩更可怕。”[56]
2019年，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提到，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认为两弹一星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了不起的成就”[250]。对此该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朝鲜金家王朝不顾人民死活追求两弹一星的做法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取得骄人的重大成就的说辞不攻自破。与朝鲜一样，毛泽东力主和推动的两弹一星项目也是在中国极其贫穷、在大批人饿死的情况下上马的。实际上，在文革中间，毛泽东所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就在私人日记中对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追求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国地位的做法提出了异议。”[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