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一首歌让人手动单曲循环。听着歌曲的旋律，努力想象歌中所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成都是不是《成都》？有没有玉林路？小酒馆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坐在小酒馆门前，听着细雨滴答，看着油纸伞旋转走过，伸出手去邂逅滋润，指尖恰好与油纸伞上滑落的雨珠线相契合。晚上，切身感受小酒馆里的氛围，道一句“诗酒趁年华”。实际上，没有“玉林路”，有的是玉林东路、玉林西路、玉林南路、玉林北路、玉林中路，而小酒馆的名字确实是叫“小酒馆”，位于玉林西路。
再去看西南联大的旧址，去站到它的面前好好地看他。站在一个相平行的空间里，我看到的不是名家学者，而是一个个以童真和纯粹之心忧国忧民的孩子——有的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是因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有的嗜好不良、特立独行，是因为“自恋、自负”和自信，正是这些“怪人”的存在，才使得当时的国学、哲学、文学在中国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白岩松闹着玩儿地搞过一个“东西联大”，即便后人有策兼略地当作一项工程去效仿，在中国延至世界，也绝无再二出现。现在，故人已逝，老白也真的老了。从记者到主持人再到评论员的角色转换，他虽然也遭受争议，但是他的很多话语和行为给绝大多数年轻人带来过心潮澎湃的时刻。就像保护西南联大旧址和传承其精神一样，老白也一直在用自己一点一点的力量为推动时代一点一点进步而坚卓不息。偶尔会回忆学生时代，更想穿越到西南联大去感受那种难能可贵的自由又自律的校风，去见见有怪癖又可爱的同学，去看看受欢迎老师授课时的万人空巷，去看看学校里贫苦又努力为学生们拆洗被褥的老妈妈，去看看群居的宿舍间，去看看经常被炸毁的房舍。去自主地学习、看书，不受拘束于统一的时间、集中的地点，在茶馆里喝茶、吃点心，在翠湖上荡漾、赏涟漪。走在动荡的环境中，踏在肥沃的土地上，置身在民族大背景中，好奇地等待着自己的付诸行动。回到现在，走到朗读亭，带着汪曾祺的散文集《一辈古人》，或者《细说民国大文人》其中一本，读几段内容，读几件趣事，读一些无奈凄凉，读一些慷慨激昂，读一些神采飞扬，用今天的声音，用今天的书籍，读过去的人，读给过去的人听，读过去的事，读给过去的事听，让心灵过把瘾，然后兴奋又满足地走在马路上。现在，路上碰到穿着校服的学生，我会注意听他们的对话:周末去上什么补习班，考虑放假第一天晚上是写作业还是休息……
有些地方徘徊在心海间，是因为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厚重感；有些地方驻足在回忆里，不论清晰或模糊，却总叫人不厌追寻，因为它能持续不断地流淌出汩汩温暖。
在近三十年的成长时光里，一直在循环往复地与北京相向而行、背向而行，脚步差不多踏出了一条很深很深的沟壑，记忆差不多点缀了一本很厚很厚的画册。不仅仅因为去的次数多了，不仅仅因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还因为，从小，它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念头和印象——那是父亲每年回家的出发点。更确切地说，在我出生前或者父母结婚前，父亲就长年在北京。每次，父亲从北京回来，我都要哭，因为认生。刚开始记事，我看到父亲背着行李回到家，第一反应是，他从北京回来了。每年，我只有两次见父亲的机会，每次短短十几天，因为他只有在过年和秋收的时候回家。我不熟悉他，不亲近他，只知道他每次都是从北京来。可是，我没有见过他带来属于北京的东西，也没有见过任何买给我的好吃的和小玩意儿。父亲每次刚进门，唯一带给我的就是由他引发的我自己的哭声或沉默。每次见到他回家，我都会哭，接着就是一言不发，“爸爸”两个字很少叫出口，要么用“唉”、要么用“喂”来表示称呼。
在北京的街道边，很多很多次，我安静地坐着，发着呆，看着车。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在寻找回忆里的搜索结果。
第一次单独行动的时候，我找过一条白色的龙的大雕像，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年轻的父亲站在上面留下了潇洒的身姿——他两手叉腰，头发偏分向后，下身是一条黑色西装裤，上身着一件白色衬衣——衬着他黝黑的皮肤，自然地笑着，目光侧向远方。第一次寻找无果，因为年龄小，也不好意思开口问。我还找过一排红砖房，也是因为一张照片。父亲曾住在一间红砖房里，一天，刚要推门进屋，被身后的人喊住，他转身的一瞬，被镜头留下了他灿烂的笑容。听父亲说，房子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暖气，他每天晚上被冻得头疼，洗漱用的水都是冰冷冰冷的，有时还会遇到水龙头被冻住、没有水的时候。那一排红砖墙看上去就没有温度。从水管流出的水的细流被冻成冰，蜿蜒地蜷缩在墙脚边。虽然父亲的行李包裹着风尘仆仆和迫不及待，但是，都好像在旅途劳顿中被颠簸散了。他的一切动作干净利落，身姿矫健挺拔，和红砖墙的气质不太搭，但，很像是被温度浸透塑型过。天安门广场前，父亲兄弟三个排排站，都是平头，黑、瘦、结实，表情难以辨识，不是微笑，不算严肃，不是发自内心畅然快乐的面态，仿佛，他们还不怎么适应面向镜头。
沿着这些路线，我走过很多很多遍，故意低着头，让脚印逼直在一条直线上，我感觉能看到过去，看到过去的脚印，看到过去的奔波，看到过去的背影。
上初中的一年，因为家里的事情，父母亲要带着弟弟去北京，因为弟弟还小，离不开人照顾。那时，我还没有放假，所以，被单独留在家里，为此，我还在夜晚用被子蒙住头哭过。等长大一点，我不想每年都约定在同一时间一起去，我想要自己去凭着脑子里的影印，用脚步和眼睛去重新勾勒一下，看看清晰的现实和模糊的记忆是不是同样的色调，想不想喧闹一夜、彻夜不归，会不会走下地铁时一不小心碰到行乞老人的腿脚，能不能去老地方独自见见那些总归算陌生的长辈，敢不敢去“鄙视”一下父母的担心和牵挂。如果赶上一场演唱会，还有没有冲动，像自己的同学那样赶早站到酒店楼下，等着一张张明星签名照从上面落下，然后急忙抢着捡起来，当作宝贝，谁都不给？
朗读亭，我肯定要去，去清华园里的朗读亭，一定还是要拿着书，不是纸，更不是手机；一定还是要耐心等待，哪怕排队是一条长龙；一定还是要准备齐全，在雨中撑着预备的伞；一定还是要充分享受，去看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去看激动、思念或幸福的泪水，去感受提前小声朗读的认真，去见证情感中最真挚的流露。情感是海，泪水是潮，咸咸的，那是细微曼妙的潋滟舞姿。
大约高中开始，父亲结束了长期“定居”北京的生活。因为我高中也开始住校，大学时也只是在节假日回家，所以，表面上看，我和父亲“互换了身份”。工作后，每次春节回家，父母都是一夜不能成眠，直到我顺利回到家，当晚，他们才能睡一个安稳觉。
北京，那是一个可以让我一次又一次陪着父母重温回忆的地方。他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却是兴奋地起个大早，轧马路，给他们买回早餐。然后，他们去找他们的朋友，我自己去找乐子。
而等我结束休假，返回单位的前一天晚上，父母又会注定失眠。我一直在努力了解他们年轻时的路迹和故事，而他们在失眠的时候，是不是在回忆我小时候的事情？
有人说，我牺牲了父母的天伦之乐。这句话是出于关心，同时，在我耳边缠绕不去。一直以为，我在最开始就已打定了主意，可是，也有一点逃避话题、不愿触碰的成分。想听到不同的声音，想看到不同的态度，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而起到平衡作用的那一端往往是自己内心倾斜的方向。现在，我不避讳谈起，因为我还是最初的想法。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状态里有不同的方式。
走过很多遍路之后发现，还是最初对之好奇过的那一两个小地方最有味道、最有感觉。形态完全不重要，我静静地看着他、走进他，就像看一部微电影，走进岁月的画廊。见过很多类人之后发现，还是第一个有力地走进自己心底的人最亲切、最亲近。距离完全不重要，我默默地关注他、敬爱他，就像朝着夜晚的星亮，探索无穷的未知。重温过很多光景之后发现，还是经常让自己怀念的光景最鲜明。时间间隔完全不重要，我轻轻地抚摸他、拥抱他，就像依偎松软的臂弯，入眠甜醇的梦乡。
那些去过的、没去过的地方，那些见过的、没见过的人们，那些已成的、还没成的愿望，都需要用时间这把美工刀去再刻画、再雕琢、再精绘。时间，从不会辜负人，而人，也切莫辜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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